中国对于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本就晚于西方，再叠加百年屈辱导致中国社会对西方的仰望，所以上个世纪中国的人类文明史研究基本上采用西方的方法、采纳西方的观点，并逐步形成了我们今日对人类文明史的认知。但实际上，西方对于人类文明研究的历史也并不长，只不过比中国略早一些而已，他们对中国远古文明并没有多少了解，只是基于他们对中东、欧洲古代历史的了解，基于他们自以为是人类文明中心的优越感而得出的为他们殖民其他民族的结论而已。
在国家被列强蹂躏的现实下，中国的学者似乎也只能符合西方的观点进行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名成家，而不同的观点则可能被嗤之以鼻。最典型的就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疑古思潮本来起源于日本，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产物，是日本学者为了打破中华文明的禁锢、推广西式文明、实现“脱亚入欧”目标的社会需求，而有意对传统的中华文明进行否定，不想却被一帮没有骨气的中国学者拿来哗众取宠博取功名。他们是功成名就了，成了高高在上的知名学者、历史学家，但他们却“考”没了祖先，“考”没了历史，给本就被列强枪炮打得遍体鳞伤的中华民族身上撒了一把盐。
虽然中国的古籍中明确记载了夏商两朝乃至三皇五帝的历史，由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和蔑视，西方人便武断地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西周，而否认夏朝和商朝的存在，更不用说更早的三皇五帝了。顾颉刚等人完全照搬西方的观点，并一本正经地进行考证，从而得出三皇五帝和夏商的历史都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人编造出来的，并且还有鼻子有眼地“考证”出了古人编造历史的过程，甚至考证出治水的大禹其实是一条虫子。
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远古文明，用研究其他早已消失的文明的方法来研究中华远古文明，本就是不合适的。虽然殷墟和甲骨文的出土早已打脸了西方和疑古派，甲骨文记载的商朝帝王世系也证实了《史记》等中国古籍记载的准确性和中国古人所著历史的可信度，但西方人和中国的疑古派“精英”们依然不承认夏朝的存在，并且认为商朝是西方人来到*河流域建立的王朝，言下之意就是中华文明是西方人创造的。疑古派们还曾考证孙武与孙膑是一个人，现在也早已经被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所推翻。疑古派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但现在仍有些心怀不轨或拿着西方狗粮的人翻出疑古派的所谓“研究成果”来否定我们远古的历史，否定我们的祖先。因为我们是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只要虚化否定了我们的祖先，就可以混乱我们的历史，从而达到其“欲灭其族先灭其祖，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的目的，从而阻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西方人和一些中国人的概念里，人类起源于非洲、人类文明发祥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而中国人来自于非洲，中华文明源自于其他远古文明，中国的陶器、青铜器、农业、历法、种子等都来源于西方文明的外溢。每当中国有新的考古发现，就有所谓的专家学者论证它与西方文明的关系，甚至研究它是如何从西方传到东方的，而很少有人研究是不是从东方传到西方的，哪怕中国出土的文物远早于西方，他们也不会质疑，因为在他们的脑子里“中华文明来自于西方”已经根深蒂固。比如西安姜寨遗址出土铜管和铜片，明明有着非常明确的冶炼遗迹，有些“专家”非要说是自然铜打造；比如甘肃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青铜刀，有些人非要说不是青铜器，无非是不想承认它们早于西方而已。但出土的许多比西方发现时间还早的农作物种子，却不可否认地证明了中国农业来自于西方的观点是错误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延续至今的远古文明，她从未中断且具有丰富的研究史料。抛开西方中心论，我们会发现中华文明几乎涵盖了人类各个方面的历史记忆，从人类起源到文明的出现，从国家的出现到中央集权的形成，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完整的人类文明史。并且，笔者根据现代考古成果初步研究发现，人类的远祖中华曙猿、世纪曙猿等比非洲古猿早了一千多万年，并且直到新石器时代都有着相对完整的进化链；中国出现陶器、农业、文字的时间远早于古埃及和苏美尔，并在后世达到世界陶瓷艺术和农业文明的巅峰。所以人类更有可能起源于中国、人类文明也更有可能起源于中国，而非洲人类、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可能源自于中国。
随着国家逐步强大，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也逐步恢复，但总有一些人跪久了站不起来；他们站不起来也就罢了，他们还蛊惑下一代像他们一样跪着仰望西方、崇拜西方。中国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即将取代美国再次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我们中华民族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只有加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负历史的重托。在本专栏的后续文章中，笔者将从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以现代考古为依据、结合古代典籍记载，来论证中华远古文明的世界之巅。抛砖引玉，愿与共同探讨，共同驱除疑古派的遗*，共同夯实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