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巅峰，北宋王朝商业之繁荣，民间之富庶是其他朝代难以比拟的，也正因如此，许多前朝所罕有的现象在宋代屡屡出现。
清明上河图，繁荣的北宋东京商业有赖于流通，流通离不开货币，但贸易高度发达的北宋却屡屡出现钱荒，其次数之多，范围之广沉重打击了朝廷的统治。
那么钱荒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了解决问题北宋又采取了哪些手段？
一、起源
钱荒本质上是通货紧缩，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不足在中国历朝历代并非新鲜事，早在南北朝时期东晋就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晋书·食货志》记载道：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
早期的钱荒大多是由朝廷出现变乱，货币发行不足造成的，一般来说范围小，时间短，影响力不大。但北宋的钱荒却不断在太平盛世上演。
古人当然没有今天的金融学知识，但面对钱荒的切身之痛，北宋的君臣们惊讶之余也在不断的寻找原因试图解决问题。
按照逻辑，钱荒就是钱少，既然钱少那大规模发行货币就可以了，以宋神宗元丰年间为例，《宋会要缉稿》就对朝廷发行货币总额有详细记录：
“（元丰）年铸钱五百九十四万余贯。”
根据后世考证，以同样繁荣的唐代为例，其铸钱最多的年份为30万贯，按照这个数据计算北宋货币发行量超过唐代的二十倍以上。
对于铜矿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朝廷铸钱投放市场，本身就能带来巨额的收入，但中国铜资源偏偏十分匮乏。
受限于技术条件，古代只能针对露天且冶炼难度较低的矿场进行开采，这与现代有很大不同，但我们仍可通过当前勘探情况初步了解中国铜矿的现状与分布。
根据数据显示，中国的铜储量仅占全球储量的4%，且主要分布在江西、云南、湖北、西藏、甘肃、安徽、山西、黑龙江等地。
以上省份绝大多数并非北宋控制区，怎么办？朝廷的做法也十分简单粗暴，禁止民间用铜，把所有的铜全部收集起来铸钱。
宋代的铜禁是极为严格的，稍有违反就会被判处死刑，《资治通鉴长编》中就记载了朝廷曾发布过的相关诏令：
“旧敕犯铜禁者，七斤而上并处极法。”
那么这么做的效果怎么样呢？似乎没什么作用，北宋的钱荒仍然不断的发生，以至于宋神宗百思不得其解，沈括的《自志》中记下了皇上的疑问：
“公私铸币皆虚，钱之所以耗者，其咎安在？”
那么北宋的钱荒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宋神宗的疑问应该作何解释呢？
二、货币的本质
想要解答北宋朝野上下的疑惑，今天的我们首先要对金融学知识进行初步的了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货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首先是其本质：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其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是特殊的商品。”
其次是货币的五大职能：
“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
足额的金属货币必然会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取代了自然物货币和其他货币，那么北宋铜钱是否是足额的金属货币呢？
铜本身是金属，不可能像纸币那样大量印刷，但这并不意味着金属货币就不能超发。事实上为了铸造更多的铜钱，北宋货币的铜含量一直在下降。
古代钱币制造，《天工开物》中的“铸钱图”《宋史·食货志》对北宋铜钱的铸造的金属用量有详细记录，宋真宗天禧年间：
“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
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铸造的夹锡钱：
“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
铜钱的铜含量在不断下降，市场的嗅觉最为灵敏，那么为了避免损失，此时普通的百姓或商人会怎么做呢？
很简单，大家先将不足额的钱花掉，再将之前发行的铜含量较高的钱币储存起来，通过履行货币的“贮藏手段”来保值。
这样一来市场上的旧货币会迅速减少，无法履行“流通手段”从而引发钱荒，在长期的实践中北宋的大臣们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个现象，《资治通鉴长编》中就感叹道：
“国之钱币，谓之货泉，盖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皆蹙。”
如果说北宋减少货币的含铜量是为了解决钱荒，那么钱荒之前的足额铜钱又到哪里去了呢？由于贸易的繁荣，宋代铜钱还履行“世界货币”的职能，这是前所未有的。
货币要得到大家的认可，最根本的是要能买到商品。作为技术先进的生产国，北宋以丝绸、瓷器为代表的大量商品在全世界都是硬通货。
随着商业的发展，尤其是海上贸易路线的繁荣，北宋铜钱几乎成了世界货币。
不仅辽国、西夏很少自行铸造钱币，均用宋钱，日本，高丽，南洋各国甚至在更远的阿拉伯和非洲北宋铜钱也大量流通。
沈括在《自志》中忧心忡忡的像宋神宗解释：
“四夷皆仰中国之铜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不知其几何。”
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北宋的铜产量是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全世界的货币需求的。
三、宏观调控
某国的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在今天看来是天大的好事，不但能够控制对方的经济命脉，还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收割他国的财富。
但成功做到这点的北宋却陷入恶性循环，贸易发达导致铜钱外流引发钱荒，为解决钱荒朝廷只能偷工减料大量发行不足额铜钱。
北宋末年发行的劣质“夹锡钱”不足额铜钱的流行导致民间不再使用原有铜钱，从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更加稀缺，钱荒变得越来越严重。
为了解决问题，北宋朝野上下不断摸索解决之道，随着对经济规律认识的加深，许多宏观调控政策开始出炉。
最早对货币政策进行全面论述的是宋仁宗年间的著名大臣李觏，他所著的《富国策》明确提出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论断，并论述了铜钱金属含量下降的恶果：
“大抵钱多则轻，轻则物重，钱少则重，重则物轻。国失法钱（足额铜钱），而民得恶钱（劣质铜钱），恶钱终不为国用。”
李觏认为钱荒主要是因为不足额铜钱大规模出现后，足额铜钱不再流通导致的，所以必须严禁恶钱的铸造。
现存北宋铜器，“铜禁”效果不佳那么国家铜产量不足怎么办呢？禁止民间用铜就可以了，另外也要严禁铜钱外流。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策略正确认识了货币和流通的本质，但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带来的作用。
民间禁止用铜，不许铜钱外流，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铜的价格在朝廷的管制下飞涨，《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仁宗曾下诏：
“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
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是海量的铜钱通过走私等各种方式涌向海外。至宋神宗继位，王安石变法期间也对钱荒有了自己的认识。
虽然朝廷进行严厉的铜禁，但这并不能阻止市场对铜的需求，民间铜的价格极其高昂，以至于北宋钱币刚刚投放市场就被奸商销毁铸造铜器。
既然阻止不了，还不如大大方方的开放铜禁，在市场调节下铜的价格会上涨到合理水平，铜钱的价值当然也会上涨。
铜禁开放后，失去了约束的商人大量将铜钱销毁制作铜器，《宋史》记载：
“王安石弛铜禁，奸民日销钱为器，钱日耗。”
随着铜的价格上涨，王安石很快推出了“折二钱”，就是人为规定一枚铜钱的价格相当于两枚铜钱。
这并不是新鲜的做法，早在三国时期孙权就发行过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甚至还有大泉五千之类的货币，但无一例外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古代通货膨胀，孙权发行的“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王安石的做法基于市场庞大的需求，因此相当有效的，折二钱迅速流通为大家所接受，但钱荒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反而因为新法对铜钱的需求量大增变的更加严重。
同时期的沈括也对钱荒提出了新的理论，其着眼点在于流动性，只要确保流动性就不愁市场上没有钱。他向宋神宗建议道：
“钱利于流借。使流转天下，何患钱之不多也。”
李觏、王安石、沈括等人的思考并非完全正确，但他们对货币、价格和流动性的认识事实上已经非常接近现代金融学的基础原理。
从结果上来看，宋代货币的宏观调控是失败的，钱荒自始至终困扰着朝野上下。但这不是谁的责任，反而可以视作北宋金融业的开端。
当中原的贸易连通世界，北宋的铜产量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向全球提供足额货币的，这是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
当然解决之道并非没有，宋仁宗天圣元年（年），钱荒最严重的蜀地开始出现以朝廷信用为担保的纸币“官交子”，新时代的大门已经在中国人面前敞开。
参考资料：
《晋书》
《宋史》
《自志》
《富国策》
《资本论》
《宋会要缉稿》
《资治通鉴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