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国近年流行民国热，在那一个被构筑的历史画面中，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仿佛都是风流倜傥、特立独行。
但这种画面在后来全然两样，随着越来越多的记忆和档案的发掘，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从“火热”到“水深”的过程，多半成为受害者、施害者、告密者、谄媚者，以至当下之人对不同的知识分子的解读，出现了各种极端化的倾向，或过分指责或拔高美化。对此，著名历史学者杨奎松教授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年5月出版的《忍不住的“关怀”：年前后的书生与*治》（本公号编者注：很遗憾，目前绝版）一书中，他以报人王芸生、社会学家潘光旦、哲学教授张东荪的个人遭际为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