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竹喜
云南在历史上就是我国著名的铜产地，在明代铜产量就已经居于全国首位。天启《滇志》就记载，称云南铜“供天下”。
铜不仅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铸造货币的重要原材料，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铜矿的开采都非常重视。到清初之时，由于云南驻*开支浩大，云贵总督蔡毓荣奏请朝廷放宽云南的矿业*策，鼓励开矿，并在云南设局铸钱用来补充本省饷源，由此开启了云南铜业的高速发展期。而云铜产地又集中在滇东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东川、会泽、宣威等地。极盛时滇东北铜产量占到全省80%以上，一些年份甚至达90%以上，冶炼加工后经驿道或水路运送进北京。
具体到宣威的铜运，其采办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封建时代的史志也没有详细记载，起于何时暂不可考，然《滇系》载乌龙、兴国二铜厂在宣威。据民国《宣威县志稿》记载，在鼎盛时期的清康、乾、嘉、道间，全境共有铜矿四十余处，即便到民国二十三年，宣威人缪浒澄在撰编《宣威县志稿》时，“受州候*乾济为查新铜厂，凡得一十七处”，“车滃江及得禄一带均有之”。
宣威铜资源有两种，一种是铜矿，当时人称“铜腊”和“牛尾巴”，或者是“马豆子”，含铜成分高，还有叫“大火矿”的含铜成分则较低。另一种就是纯粹的自然铜，小的有鸡蛋大，大的有如石头大小。“附近车滃江数十里之地，往往发现生铜或得之山陬，或遇之水湄，其轻重大小不等。相传大窠子旁，近山腹有绝大之铜，宛如山内之山也”。
因为矿产资源丰富，铜厂分布也很广泛，早期的茨营厂、大梨树厂、安家口厂、大沟厂，格宜厂等在清嘉道间名噪一时，后因开采日久，逐渐枯竭关闭。《宣威县志稿记》，“据父老传闻，西北区大窝子，西南区之小江边，北区之兴隆厂，东南区之茨营等处，当道（道光）咸（咸丰）间，炉火连续，夜如白昼，有行二三十里不须秉烛者。”可见其一时之盛。
在整个清代，滇省首*就是铜*，铜*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升迁，因此历任云贵总督对铜*都尤为重视。康熙四十四年，总督贝和诺提出了“放本收铜”的*策，由官府低价垄断了铜的收购。结果导致官员集中腐败，各种“陋规”层出不穷，以至于把能到滇东北一带当官当成了难得的发财机会，有“金东川，银会泽”之说，没有一定的背景是不可能得到此肥缺的。官员的贪污腐败严重阻碍了云南铜业的发展，于是到了道光年间，铜业逐渐放开转由民办。道光帝降旨曰：“开矿一事，前朝屡行而官吏因缘为奸。久之而国与民俱受其累，我朝云贵川广等省，向有银厂，每岁抽收课银，历年以来照常输纳。并无丝毫扰累于民，可见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是亦藏富于民之一道。”随着铜业的开禁，铜采矿业及铜交易市场也再次繁荣起来，各地商贾云集，大量外地资本涌入，人口骤增，会馆兴盛，经济繁荣，形成了许多有名的铜运集散地，比如宣威兔厂等。如今的水席头、小冲头等地还有当初留下的采矿遗址，后山还堆有炼铜的矿渣。老厂沟村就是因为过去有湖广人在此开办过铜厂而得名。“老铜店，在鹧鸡山下，昔日铜运起卸处，为防奸宄，由寻沾营拨外委一弁，以兵二十四名驻此，号鹧鸡汎。”
到了清咸（咸丰）同（同治）年间，因旧有各厂开采年久﹐出矿渐少，冶炼工艺落后，成本增加。又因资本过度集中，形成地方势力，导致尾大不掉，扰乱地方，最终爆发了回民起义和哀牢山人民起义（滇西的杜文秀和滇东的马连升都是采矿出身）﹐清廷遂将各矿一律封闭，盛极一时的宣威铜业逐渐没落。